四百年前的邂逅

英语在中国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上半叶。成立于1600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立足不久后全民学英语，便开始派遣商船到中国广东沿海一带进行贸易活动。1637年，英国商船第1次抵达中国广州；1664年，英国人在广东建立贸易点；168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东开设商馆。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东地区贸易活动的展开，“皮钦英语”（pidgin English）应运而生。“皮钦”是“pidgin”的音译词，源于business在汉语方言中的读音，当时沿海一带的中国人说出来的business在英国商人听来就像是pidgin（音同pigeon）。那时，很少有英国商人学习汉语，中国老百姓为了做生意，开始学习英语，便慢慢形成了“皮钦英语”。

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大楼

“洋泾浜英语”

19世纪中叶，“皮钦英语”开始在上海流行，成为上海地区人民与英国人做生意时使用的交际工具。“皮钦英语”在上海被称为“洋泾浜英语”，简称“洋泾浜”。洋泾浜（Yang King Pang Creek）本是上海黄浦江一条支流的河名，曾是英法租界的界河，后被填平筑路。

洋泾浜旧貌

“洋泾浜英语”是一种不符合英语语法规则的中式英语，往往是汉字与英文单词的一对一翻译，常用于口头交际。比如：no can do（不能做），no go（不行），lose face（丢脸）等等。这种英语使用一些简单的英文词汇，以汉语语法为主，语音上受上海方言和宁波方言的影响。

在“洋泾浜英语”时期，有很多音译词最终被汉语吸收，成为了汉语普通话正式词汇的一部分，如：时髦（smart），霓虹灯（neon light），俱乐部（club），曲奇（cookies），品脱（pint），三明治（sandwich），吉普（jeep），吐司（toast），布丁（pudding），夹克衫（jacket），来复枪（rifle），华尔兹（waltz），派对（party），雪茄（cigar）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不是按照普通话的读音来音译的，而是依照粤语的读音，所以我们用普通话读起来这些音译词的读音可能与对应英文单词的读音相去甚远。

“马路”也是在“洋泾浜英语”时期出现在汉语中的一个词汇。1815年，英国伦敦西部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出现了一条新型公路。这种路路面略高于地平面，在路基上先铺设碎石和炉渣，然后再铺设夯土，路面中间稍高，两侧偏低。遇到雨水时，这样的路面不积水，便于通行。这种路面的设计者是英国人马卡丹（John McAdam，1756-1836）。后来，人们把这种路称为“马卡丹路”，简称“马路”，汉语中的“马路”就是这么来的。

后来，随着官方对英语重视程度的提高以及同文馆的建立和教会学校的创办，难登大雅之堂的“洋泾浜英语”在清末民初开始淡出历史舞台。

马礼逊与翟里斯

英汉两种语言的民间交流，始于350多年以前；中英两国的官方交流始于200多年以前（1793年马嘎尔尼谒见乾隆皇帝）；中国高等学府正式开设英文课，始于150多年以前；而“全民英语”的浪潮，始于30多年以前。梳理英汉两种语言的交流历史，人们首先会想到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

马礼逊

马礼逊于1807年抵达广州，在英汉语言文化的深层次交流方面，他是开创历史先河的第一人。马礼逊在华27年，去世后葬于澳门。1819年，马礼逊编撰的《五车韵府》问世，之后在此基础上，马礼逊编纂了《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马礼逊是有史以来编撰汉英字典的第一人，《华英字典》的问世是英汉两种语言交流史上的第1个重要的里程碑。

除了编写辞典外，马里逊还是在中国境内把《圣经》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的第一人。目前宗教界使用的使用的“天国”、“福音”、“使徒”等词汇都是马里逊的首创。在马礼逊的帮助下，由近代第1位华人牧师梁发（1789-1855）编译的《劝世良言》于1832年问世，这本书后来对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有很大影响，洪秀全在1843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落第后阅读了《劝世良言》。

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共同创办的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中国报刊杂志发展史上首屈一指，他创办的英华书院即后来的马礼逊学堂开创了在华教会学校的先河。

英国人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的《华英字典》是英汉语言交流史上的又一里程碑。相比于马里逊《华英字典》，翟里斯的《华英字典》内容更准确全面。在英汉两种语言的交流过程中，翟理斯编写过汉语语法教材，翻译过中国文学作品，编写过《中国文学史》，撰写过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全民学英语，此外还完善了韦氏拼音。从1823年马里逊出版《华英字典》到1892年翟理斯出版《华英字典》，教会学校逐渐从五口通商口岸扩展到全国沿海、沿江商埠，及至内地。1860年成立的同文馆，最初开设的语言课程是英语、法语和俄语。不但商人重视英语，就连末代皇帝溥仪也觉得英语很重要，聘请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为自己的英文教师。在那个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英语，两本《华英字典》的问世为英语学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翟理斯

莫理循与端纳

从清末到民初，英语似乎与那时发生在中国的大事都有一定的联系。一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英语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除了人数众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外，还有两位澳大利亚人的身影，一位是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另一位是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莫里循先被聘为《泰晤士报》首席驻华记者（1897-1912），后任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1912-1920）。在中国，他目睹了日俄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民国成立等历史事件，他还代表中国参加了巴黎和会。在中国的20年间，莫里循收集了两万四千册跟中国相关的图书，涉及诸多领域。他收集到的《马可·波罗行纪》有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等54个不同的版本，其中包括1485年的拉丁文印刷本（最早的印刷本）。1917年，莫里循将这批非常珍贵的图书以3.5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日本三菱财团。当年的莫里循文库现称东洋文库（Toyo Bunko），位于日本东京都文京区。

莫理循

端纳来中国的时间比莫理循晚，但他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端纳曾做过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911年武昌起义后，第1个民国政府成立。当时，国民政府的许多政策与法令条文（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都有端纳的直接参与。端纳还先后担任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顾问英语与汉语的交流(1)：从400多年前的初识到“全民英语”，他经历了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和抗战胜利的重要历史事件。端纳和莫里循联手在中国干了一件大事，他们合作率先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在国外英文媒体公布于众。

端纳

斯诺和李约瑟

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舆论的载体，英语的影响力显而易见，在特殊时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谈及英语语言的影响力和作用，不能不提美国人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和英国人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全民学英语，1900-1995）。

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头几个星期销量就达10万册以上使世界上更多的人同情和支持中国。世界舆论普遍认为，Red Star Over China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进入新时代。该书的中译本《西行漫记》或《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国同样引起过巨大反响。

斯诺

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更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巨著，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李约瑟率先用英文提出的“the 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Ancient China”（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不但使中国人感到振奋和无比自豪全民学英语，更让其他国家的人对中国人刮目相看。李约瑟还在其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如今，李约瑟之问已成为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核心课题之一。

李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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