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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刘鑫的态度,为何会与我们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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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几位读者给我转了一篇题为《日本人是怎么看陈世峰杀江歌案》的文章,该文的作者应该是一位旅日华人。文中援引日本记者福田香织的话,对江歌妈妈与刘鑫的纠纷,做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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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冷静地想想的话是不难明白的,24 岁的年轻女孩,看到怀着杀意出现的前男友与江发生肢体冲突时,即便她没有勇气开门,又有多么应该被指责的呢?如果开了门,嫌疑人进入房间,可能两女孩都会被杀死。江秋莲的悲伤与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中国社会用「道德」一词,有没有资格对刘做出社会制裁呢?当然,日本社会如果很多人觉得审判不公正不合理的话,也会有“舆论暴力”发动,但是至少刘是被(陈世锋)威胁的受害者,而不是被审判的那一方。不怕被误解地说一句的话,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的社会问题中,这个江歌案真有那么被(中国媒体)大大报导的新闻价值吗?我是怀疑的,甚至,我感觉媒体在刻意诱导(中国)舆论的关注。”

然后作者说,她跟这位记者的观点是相近的。

读者朋友们问我:小西,你怎么看这篇文章的观点。你怎么理解日本人对刘鑫的这种态度。

我说: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可以理解日本人对我们的不解,但我认为他们并不理解我们对该案的理解。

是的,作为一个日本史专业出身日本人英语好吗,也有过旅日和相关采访经历的人,其实我很能理解很多日本人或很多在日本呆长了、完全融入当地生活的华人华侨为什么会那样想问题。

因为如果严格按照日本社会的运行逻辑,江歌遇害这个案件,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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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这个民族,是个外热内冷的民族。初到日本,你在大街上找个人问路,很可能会收获到让中国人感到吃惊的善意,再住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日本的陌生人之间大多非常的“優しい”(这里可以勉强翻译成友善)。这可能让一个习惯了陌生人间相互提防的中国人感到特别“文化休克”——你会觉得“日本人真好啊。”

可是再过上一段时间,当你开始尝试与日本人深度交往的时候,你又会感到不适应。日本的人与人,即便再亲近,也似乎是始终隔着一层“心理屏障”。

日本的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甚至哪怕亲子之间。也都会隔着一层。因为他们的文化似乎就是把保持距离、不去过度侵入他人私人生活视作一种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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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庵野秀明在《EVA》中将其物化为了“AT立场”

所以你看即便非常要好的日本朋友,都是很少邀请对方去自己的住所的,有什么事儿都尽量在外面谈;日本人出去吃饭,不事先明说也一定是 AA制,不存在为表现咱俩关系铁,抢着付账一说;甚至再要好的朋友、亲戚之间,一般不会相互借钱,他们尽量不让自己缺钱,真的缺钱,他们宁可去借高利贷也不问朋友借,所以高利贷一度是日本黑社会的一门“合法生意”。

为什么?因为在看似亲热的“建前”(场面话)之下,日本的人与人之间有一条永远不会明说,但谁也不能跨过线。受人恩惠,让人请客,甚至主动要求住到人家的家里去,这种事情在日本的朋友之间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这种过度的亲密、信赖关系会让日本人觉得很不舒服,觉得背了人情债,他们就是觉得再亲的人之间也应该保持“分寸”,彼此留有边界。

所以江歌遇害这个案件,如果按照日本社会的惯常逻辑,本来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想象一下,刘鑫如果按照日本人的处事原则,就不会在男友与她分居之后要求住到江歌租住的房子里去;去住了以后也不会不买日用品 ,不打扫 ,不扔垃圾。 也不可能在案发当天要求江歌在地铁站等她两个小时以便提供保护。这些要求对日本人来说都太“不知分寸”了,即便朋友之间也不能提。

而江歌如果按照日本人的处事原则,也不会答应刘鑫的这些要求——很少会有日本人会“仗义”到答应另一个朋友这么多“添麻烦”的要求,这都不是两个人关系铁不铁的问题,而是他们觉得这么干就是犯规的。

但刘鑫为什么敢提这些要求,江歌又为什么答应了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她们是中国人,她们虽然在日本,但还在用着非常“中国”的行为方式在彼此交往。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好兄弟或者好姐妹之间就是应该这样“不分彼此”、“两肋插刀”的。无家可归时去你家住一下,受到威胁时让你提供一下保护,这是咱俩关系“铁”的证明。日本人是你一旦提出这种要求,咱朋友就没的可做了。而中国人是我一旦提出这种要求,你不答应,那咱朋友就没的可做了。

日本人礼貌的平均,却严守界线。中国人亲热的特定,而不分彼此。—— 所以中日这两个看似“同文同种”的民族,其实在以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处事。于是我们经常会产生各种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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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或者在日本呆长了的人,会看不懂江歌的行为,或对她的行为产生严重的误认——他们会以为江歌对刘鑫的帮助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友善,并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为可能产生的意外负责。

但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个看法是不对的, 江歌对刘鑫的友善没有那么超乎寻常,她只是不得不做了一个好朋友的本分——一个中国式好朋友的本分。

而这种本分当中是包含着一种契约的:那就是既然我这样够朋友,你也得这样够朋友,我在你无家可归的时候收留你,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愿意在地铁站等你两个小时。那你在遇到我危险的时候,你就不能断然关门自保;更应该在我为你而死之后,对我的家人负有一份特殊的义务。

只有这样,才是“对”的,你刘鑫才“对得起”我江歌对你的这番情谊。否则就是“对不起”,既然“对不起”日本人英语好吗,那你难道不应该诚恳的道歉吗?

然而这个逻辑,日本人是不赞同,甚至看不懂的。他们觉得朋友没必要做到这个份儿上——你遇到危险时,我有勇气开门帮你是情分,没勇气开门帮你是本分。你遇害后,我把你妈当我亲妈养是情分,不接触,请律师走流程公事公办是本分。

所以他们就更看不懂中国舆论为什么会对刘鑫的行为这么群情激奋,看不懂大多数中国人为何对刘鑫比对杀人犯陈世峰还要愤怒。因为刘鑫所践踏的日本人英语好吗,是我们中国人才能理解的那种的文化道德准则。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交友之道,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交友之道。这两种“道”究竟哪一个更好呢?

其实无分优劣,因为它们都是彼此对等、逻辑自洽的。

但我们不能允许有人在这两种规则之间来回横跳,玩双重标准。

读我公号常了的朋友,应该知道我特别强调“权责相等”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刘鑫与江歌妈妈的纠纷,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刘鑫该不该权责相等。是的,如果按日本文化的交友标准,刘鑫当初可以不开门,事后可以不亲自出面安抚,不必对江妈那么沉重的道德责任。但前提条件是,你当初就别对江歌提出那么中国式的朋友请求啊!你别住到人家家里去啊!你别让人家照顾你啊!别因为遇到危险,让人家在地铁站等两个小时啊!

没出事之前,你在日本按照纯中式的友谊标准日本人对刘鑫的态度,为何会与我们大不相同,给人家添了那么多麻烦。等一出了事儿,你又想起日本朋友之间没有这么“过从甚密”了,要拉开距离,要听日本警方的建议、按日本的法律办事,要过自己岁月静好的小日子,把往日友情的责任一推六二五……

我就想问一句,天下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

我觉得这个思路也能帮助我们这些旁观者想清一个问题,以后再遇到江歌案这种事,我们可不可以依照日本人对此事理解来处理?可不可以不对刘鑫搞“道德审判”?不支持江歌妈妈的请求?

可以,但会有代价。

代价是我们要放弃江歌对刘鑫的那种中国式的交友准则。以后大家上街吃饭,就都别抢着付钱了, AA制。手头紧也不要想着找好友借钱,该高利贷就高利贷。无家可归、遇到危险,也千万别再去“麻烦”朋友。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平素对脾气、聊得来、淡如水的那种精神旅伴,要保持彼此的距离,不要试图通过朋友来解决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这种友情很好吗?其实倒也不错,因为其行为逻辑是自洽的。

但我敢打赌,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最终都会觉得很别扭。所有人之间,都会像日本社会那样日本人英语好吗,彼此有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像喜欢裸睡的人穿着睡衣睡觉一样,让你感觉极不舒服。

是的,文化是什么,其实文化就是一整套行为逻辑,只要这些逻辑能彼此自洽,权责相符,文化其实无优劣之分。但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偏好。有的人就是觉彼此隔一层比较好,而有的人就是更喜欢与子同袍、不分彼此。

所以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要想清楚的其实只有——什么规则会让我们更舒服?而那样选,代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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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必须惩处那些在两种规则之间互相跳跃的人——因为他们其实不认同任何一种文化,他们是也只是在耍流氓。

全文完

编辑| Bella

翻译| 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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