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的人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所以我的英语水平大概也算是一般吧。但是在六七十岁的人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的法律学者中，我的英语水平应该属于上流社会。

改革开放初期，很少有中国人会说英语。虽然很多人开始学习 英语，但成功的人并不多。能借助《英汉大词典》阅读英文作品的人就算是“笨蛋英语”也算是很有造诣了。

我在 1979 年初准备高考时开始自学 英语。当年高考英语成绩按10%计分。我考了23分，以2.3分计入总分。我有幸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的法学专业。英语 被要求，所以我开始正式学习英语。那一年我26岁。我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工作也比较认真。既然要学习，我就努力学好。坦率地说，英语 是我大学头两年投入最多时间的课程。

我在北大荒农场开拖拉机多年，养成了找小窍门、讲效率的习惯。背单词是学外语的基本功，很枯燥费力，所以我找到了一个窍门。

老师让我们用字母来背单词。比如good会念good，good。我觉得这太浪费脑力了，所以我不背字母音，只背单词音，就一直背。我感觉自己背单词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阅读、听力和口语方面。这种记忆方法的缺点是单词和字母的转换很慢，拼写单词时错误率高。学了很多年英语，当有人问我英文单词怎么拼写的时候，我还是很难在脑子里完成字母的转换。我经常要用笔把它写下来，然后再读出那些字母的发音。

在我看来，听、说、读、写的顺序反映了人类语言学习的规律，而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听说。因此，从学习英语开始，我就注重听说的练习。谈的问题可以自己解决，找个没人的地方可以自言自语。但是，听力的问题是很难自己解决的。那时候，中国普通家庭没有电视机，也很难用便宜的收音机收听英语节目。在这方面，我的女朋友妻子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大学二年级，我们终于结婚了。我们结婚后，我们购买的第一件贵重物品是从日本进口的录音机。妻子从亲戚那里换了300元外汇券，又在北京友谊商店买了一台录音机。这个卡带播放器不仅可以听录音带，还可以听国外的英语节目。这对我的英语听力练习很有帮助。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是一所走读大学，没有学生宿舍。我家住在和平街，学校在广渠门外。我每天坐公交车去学校，路程要两三个小时。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车上背单词上。在我结婚之前，我的女朋友非常支持我的学习。她亲自做了一本小本子让我背单词。她把白纸剪成10×3厘米的长条，然后把几十张装订成一本小册子，用绢布做了一个封面。我在白纸的一面写英文单词或短句，另一面写中文。在公交车上，我可以一只手扶着栏杆，一只手拿着一本小书，读英文想中文，或者读中文想英文。一夜，开车回家的时候，我站在售票处背单词。车厢顶上的灯比较暗，中年女售票员打开售票台的灯给我照亮。我感谢她，她只是微笑。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我觉得那时候的中国人多了一份善良和爱心！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用了十几本小本子，英语水平稳步提升。198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那时候研究生很少，都是“学霸”，但我的英语水平比较好，被分到了英语班的“快班”。后来因为我的英语口语能力比较强，我的导师许立根教授还让我为来访的美国警务专家做翻译，大大提高了我的英语能力。

1984年底，我还在北京警察学院兼职英语老师。那份工作不仅给我的家庭增加了宝贵的收入，也让我有机会系统地学习英语知识。这5年的兼职教学让我对英语语法的理解和掌握得到了加深，这对我后来的英语写作很有帮助。

1986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我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除了教学工作，我还写了一些学术论文，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也写成专着，198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我还组织青年学者将一些英文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样既可以提高英语水平，又可以赚取“外快”，一石二鸟。

当时，中国大部分城市居民靠固定工资生活。我人大月薪60多元，老婆工资50多元，属于中下收入水平。我在警校的兼职是按课时发工资的，比人大的工资还高。再加上时不时收到的稿费，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还是挺滋润的。

90年代初赴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留学。这使我的 英语 水平更上一层楼。在那个时候，出国留学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也是很多有志青年追求的目标。然而在美国学习英语，留学的滋味一言难尽。后来，我写了两篇关于留学心得的小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一篇题为《通过留学五关》的文章，谈到了语言障碍、生活障碍、职业障碍、社交障碍和情感障碍。另一篇文章名为《留学五种皮术》，讲的是嘴皮术、脸皮术、头皮术、肚皮术和眼皮术。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天下人都说出国留学好，谁知道出国是什么滋味；酸甜咸辣过肠子，唯有苦言难忘。

儿女们胸怀八方在美国学习英语，年少时敢称天地渺小；为了中国腾飞的日子，他们将是低头的英雄。

天下人都说出国留学好，谁也不知道情况；风霜雨雪皆历，唯言难。

不能说西域遍地都是黄金，少有人能错过，白看一眼；奉劝大家把五皮功修练好，留学路上会开开心心的。

因此，西北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证书是我这些年获得的众多证书中最为珍贵的。按照证据保存的习惯，我一般只用这个证明的复印件，而原件则放在专门的相框里。

1993年底留美归国后，继续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讲授刑事侦查、物证技术等课程。1994年，法律系领导和学生找到我，希望我为本科生开设法律英语课程。我接受了挑战。这是一门新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我自己收集英文书刊，复印给学生使用。后来，我把自编的教材编辑成书，1996年吉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1997年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这部《法律英语》成为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专业英语

第一版于1997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顺便说一句，新东方学校成立后，一位校领导曾找我兼职讲课。我回答说我不能教像你这样的应试课程，因为我自己没有考过托福或其他考试。他很吃惊。我解释说，我出国留学是个特例，可能天时地利人和。我没有语言考试成绩，一年多就完成了学业。我的特殊经历无法复制。

中国学生花大量时间学习外语也让我很感动。20多年前，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法学素质教育”座谈会上说过，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时间太多了，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硕士和博士生，会花很多时间学习外语。如果我们把这些时间投入到科学研究中，我们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学习外语。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学习外语作为兴趣爱好，但不是从小到大的必修课。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不再把外语作为必修课。我们的后代可以用汉语走遍世界。更何况，那些不太聪明，不太勤奋的中国人，在国内找不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在美国学习英语，还可以去国外教中文！这是我的梦想。

因为我的英语比较好，我也为中国法律研究出国做出了小小的贡献。20多年来，我应邀到全球30多所大学或科研机构讲学，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大学。曾任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2002-03）、纽约大学法学院研究生讲师（2011）、日本名古屋大学特聘教授（2012）、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访问教授 (2016)。曾讲学的大学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辛辛那提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亚非学院、伦敦大学、利兹大学和金斯顿大学，

此外，我还应邀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并作主题演讲。例如在美国学习英语，2015年7月，赴新加坡参加“慧眼中国全球论坛”并做演讲嘉宾；2017年9月赴英国剑桥大学参加“第35届经济犯罪国际研讨会”并作主题演讲，随后赴希腊参加“第五届雅典民主论坛”（Sept.13-17, 2017 )”和演讲嘉宾；2018年4月作为中国专家代表团成员赴伦敦参加“新时代中国”国际研讨会并作主旨演讲；2019年11月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法律文化与数字社会”

视觉中国全球论坛（摄于2015年7月20日）

第35届经济犯罪国际研讨会（2017年9月7日摄）

第五届雅典民主论坛

出国讲学和参加国际会议，让我保持了比较好的英语表达能力。不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何家红：我的学习秘诀英语，我没有出国，在国内参加的国际会议也很少。人民大学每年暑假为美国学生举办的“中国法律暑期学校”讲座也停了下来，所以我的英语表达能力持续下降。我想这大概符合人类衰老的大趋势。

《城市周末》2013年1月

《超时》2015 年 1 月

英国《金融时报》2015年2月21日以“何家鸿：与金融时报共进午餐”（Lunch with the FT: He Jiahong）为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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