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言文,这一源远流长的汉语言形式,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它抑扬顿挫的语调,含蓄内敛的表达,体现出中国文人追求理性与美的学术气质。然而,这一看似与生俱来的学术语体,其产生和发展英语日常口语对话,也蕴含着特定的历史缘由。

古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使用文言文进行交流?它作为传世典籍的”标配“,其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对这一谜题的探索,不仅能满足读书人的好奇,也能帮助我们洞察中国语言发展的本源动力。

一、思维实验推翻“古人日常用文言文”说法

我们国人或多或少都读过一些古文,但看起来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究竟是不是古人日常说话的语言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每一个历经夜以继日啃古文的读书人。

一般认为,古人张口闭口就是“寡人”“尔等”之类的文言文。但这种看法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为了证明古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应该是比较接近现代白话文的语言,我们不妨来做一个思维实验,把时光机调回到几千年前,还原一下古人的真实生活。

在商周时期,识字是非常稀有的技能,文字是只属于王公贵族的专利。一般老百姓全都是文盲,对汉字一窍不通。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普通老百姓之间的交流也使用晦涩的文言文,那么社会该如何运转呢?文盲们难道就无法进行简单的购买或劳动合作了吗?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推论:古人日常口语交流使用的应该不是文言文,而是比较接近现代白话文的语言形式。

其实,这一推论并不难理解。假设我们进入一个虚构的古代村落古人为什么要发明又难懂又难记的文言文，使用白话文不好吗？,村里99%的普通百姓都不识字,那么他们如何交流呢?难道会使用像“尔曹身与客既至,应麾下士卒启山门,迎接寡人与贵客入内畅饮”这样的语言吗?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其实,村里的普通百姓交流时英语日常口语对话,说的应该就是“喂,张三,你快去开个门,客人到咱村里了,一起喝两盅”之类非常口语化的语言。否则村里的生产生活也没法正常运转。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在没有文字和广泛教育的古代,平民百姓之间的口头交流,语言应该非常简单通俗,才能方便生活的需要。他们应该不会使用晦涩的、需要通过系统教育才能掌握的文言文口语。

如果想对此进行证实,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语言考古”的实验:随机采访一个古村落的百姓,让他描述一天的生活,然后分析其语言结构。如果语言能够被现代白话文使用者理解,就可以证明,古代村民的口语应该也是偏白话文。否则,文言文作为一种需要专门学习的语言,普通百姓是不可能掌握的。

通过这种思维实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推论:古人日常生活中的口头交流,不太可能使用文言文这种需要通过系统学习才能掌握的语言形式。

二、韩国汉语口语教材《老乞大》证明古人用白话文

那么,我们有没有确凿的证据来佐证这个推论呢?答案是有的。通过一些留存至今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普通口语应该非常通俗易懂。

比如15世纪时韩国贵族们编写的《老乞大》汉语口语教材,书中对话都是采用非常口语化的白话文:

“客人们休怪,胡乱吃些。”

“小人们骤面间厮见,大哥便这般重意,与茶饭吃,怎麽敢怪?”

这种中文对白,就连现代人读起来也毫不费力。更证明了古人日常口头交流所使用的汉语应该是白话文,而绝非晦涩的文言文。

《老乞大》的编写背景非常重要:作为一个汉语口语教材,它的对话必须使用当时人们真正的口语交流语言,才能起到教学的作用。

试想一下,如果一本给外国人学习英语口语的教材,对话都是采用晦涩的、需要系统学习才能掌握的语法结构,那么这本教材还能起到教学效果吗?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老乞大》这部汉语口语教材,就成为了研究古人口语交流的珍贵“化石”。它保留了当时人们真实的语言面貌。这无疑可以证明,普通古人的日常口语应该是白话体,而非正式的文言文。

除此之外,考古学者还发现了其他一些可以证明古人口语为白话文的证据。比如在一些古墓葬中,发现了古人使用简单图画进行交流的场景。这表明,语言的使用还不够方便,需要辅助一些简单图案进行意思的表达。这也与白话文的语法简单、词汇贫乏相符。

综上所述,通过这些珍贵的“语言化石”,我们可以确定:古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不太可能是正式的、需要通过系统学习才能掌握的文言文,而更可能是类似于现代白话文的简单口语。

三、宋代朱熹语录佐证古人日常用白话文

再如北宋理学家朱熹在其著作《朱子语类》中的一段记载:

“先生曰:'此事自是第二著。'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说尽了。今且须去理会眼前事,那个鬼神事,无形无影,莫要枉费心力。理会得那个来时,将久我著实处皆不晓得。”

朱熹这番话语通俗易懂,就像老大哥在酒桌上跟小弟聊天一般,看不出一点文言的影子。

朱子作为一个宋代大儒,他的语录保留了当时文人学士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面貌。理学家们虽然可以写一手好文言文,但实际口头交流还是使用比较口语化的语体。

这也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规律是一致的。比如一位大学教授在专业论文和学术报告中,会使用很正式的语法结构和专业术语;但与家人朋友聊天时,他的语言会非常口语化和简单。

学界也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宋明理学代表了中文从古文向白话文转变的重要阶段。理学家们开始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应用,所以他们的语录保留了当时口语语体的面貌。

如果将朱熹的语录同范仲淹、张栻等其他理学家的语录进行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理学家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已经开始从古代的法典文言,向着白话文的方向转变了。

这些语料为我们还原古人口语提供了更多佐证。朱子和其他理学家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学者,他们的语言应当更趋于正式文雅;而普通百姓的口语交流,则应该更加简单通俗。

四、文言文在东汉纸张发明后逐渐取代白话文

那么,既然白话文更符合交流需求,为何后世传下的古文都偏向文言体呢?这个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原因又是什么呢?

答案可能出人意料——这要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说起。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古人写字主要使用竹简。竹简非常笨重昂贵,存书量有限,非常不便携带。而一张薄薄的纸,却可以书写更多内容,并可以长期保存。

造纸术的发明,大大降低了书写的成本。与此同时,文言文的简洁语法也更能发挥纸张的便利优势——用最省墨的方式表达更多信息。

所以,自汉代开始,文言文逐渐取代白话文成为传世书写的主流语体,被广泛使用在典籍文献中。文言文的精炼语法更符合节约纸张的需求。

关于造纸术的发明,后世也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最广为人知的当属东汉蔡伦改良树皮造纸术的故事。据说蔡伦发现纸张制作不仅可以使用竹子,也可以利用树皮、破布、鱼网等廉价材料制成,大大降低了造纸的成本。他还改进了造纸工具,发明了“碎纸复纸”的漂白技术。

蔡伦造纸术的发明,就如同现代印刷术和电脑的诞生一样,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读写方式。这为文言文的广泛使用提供了基础。由于担心浪费纸张,古人编写书籍时都倾向使用压缩信息量的文言文语法。

如果没有造纸术的发明,以竹简等为载体的白话文可能还会长期流传。而造纸术的出现,才使得古代学者有条件大量使用精炼的文言文传世编撰典籍。

五、文言文也成为贵族和平民的隔阂

此外英语日常口语对话,文言文作为一种“专业语言”,也逐渐成为区分贵族与平民的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里,知识直接代表着权力。掌握文言文知识的贵族可以审阅奏折、出任官职,操控朝政大权。而文盲的老百姓则很难参与政务,只能听从贵族的指挥,成为顺民。

文言文与白话文的界限,也成为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的一道等级壁垒,有助于维系统治阶级的特权。

以中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封建王朝为例,都可以看出文言文作为权力工具的明显作用:

唐代设立科举考试,所有想要入仕的读书人都必须通过一系列文言文考试。这就使得普通百姓很难通过考试进入仕途。文言文直接过滤了大量的平民百姓。

宋代理学兴起,强调“书中自有黄金屋”,不必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但理学讨论也多使用文言文,使得普通老百姓也无法参与。

清初顺治帝下诏用文言文书写历史,不许使用通俗的小说体裁,也是为了筑高文言文这道壁垒,巩固封建统治。

六、白话文的回归:古人注释本证明古文也难懂

在后世,文言文的地位更加牢固,成为各类典籍的标准语言。然而即便是古代读书人英语日常口语对话,面对更为古老的文言文也并不见得就能轻松理解。

比如对于宋元时期的读书人来说,先秦时期的古文也非常晦涩难懂。所以后人编写了大量注释本,以帮助读者理解古文原意。

著名的《论语注疏》《孟子注疏》《左传注疏》等等,都证明了先秦古文对后人的难度。这也印证了,文言文并非古人的“母语”,而只是一种学术写作语言。真正的古人母语应该还是比较接近口语白话文的语体。

这些古代学者编纂的注释本,其实也是一种“通俗读本”。后期的读者面对古文言的障碍,通过这些白话解释才能将原文意思充分理解。

随着时代的变迁,古代的“今文”会成为新的“古文”。汉字发展的悠久历史,使得后人要面对前人留下的古汉语言文献,往往需要类似“翻译”的工作,才能准确把握原意。

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文言文的难懂并不仅限于现代人,对古人来说,更古老的文言同样也是难以直接理解的。充分说明文言文并不等同于古人的日常语言,而只是一种学术书写格式。

结语

综上所述,文言文作为一种精炼的书面语体,在造纸术发明后逐渐取代白话文,成为传世写作的主流语言。它的使用范围主要局限于学术文献和典籍之中,而古人的日常口头交流语言,应该仍然是偏白话的语言形式。

古人编写的大量注释本,也印证了对他们来说,更早期的文言文其实也是难懂的。熟谙文言的读书人只占社会极少数。文言文的广泛流传,更多源于它可以区分等级,维系封建统治的功能。

如果我们也生活在古代,一定也会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使用口语化的白话文进行日常交流,只有在应试或阅读典籍时,才需要临时捡起那古老精良的文言文。它或许拗口晦涩,却承载了无数先哲的智慧,留给后人宝贵的文化瑰宝。

如今时过境迁,文言文已成为历史书籍的印记。当我们翻开《资治通鉴》、《孟子》等古籍典制时,那抑扬顿挫的篇章既使我们领略古人智慧的高度,也让我们更深刻体会到汉语言的无穷魅力。我们应当传承及发扬这一宝贵文化遗产,让中华文明的光芒永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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